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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允许土葬的地区？
现在绍兴不能土葬了。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殡葬改革的方针政策，全面实行火葬，移风易俗，革除陋习，倡导丧事简办，杜绝铺张浪费。
2.必须由殡仪馆专用车辆接运遗体，严禁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性承接遗体接运业务3.积极推行节地生态安葬，倡导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、壁葬、海葬、撒散等节地生态骨灰安葬方式，禁止在公墓以外区域乱葬乱埋
古人有火葬吗？
谢谢邀请，首先答案是肯定的。
商朝甲骨文的卜辞中就有：“燎，使人于岳”的记载。依据《周礼·秋官》的规则，火葬在周代又变成了一种赏罚手段，***如有人犯了大罪，就会遭到“杀其亲者焚之”的严峻赏罚。
与少量民族简洁的火葬不一样，发起土葬与厚葬的风气在本质上也表现了华夏王朝社会等级的威严。这么推重土葬的状况一直继续到了东汉以后，才逐步被远道而来的释教改变了。凭借着强壮的传播力，释教在南北朝以后敏捷站稳了脚跟，尤其是当佛陀深入了每个信众的心里以后，终究走向重生的涅槃，也成为了每个释***最大的希望。
在隋唐期间，火葬也是作为释教的特别宗教仪轨而保存的，据《高僧传》记载，那位翻译了《金刚经》的鸠摩罗什，在长安身后也是“依外王法，以火焚之”。到了宋朝，火葬却成为了一个全民性的丧葬风俗，乃至皇帝公布制止火葬的敕令，都无法改动大众将身躯投向烈火的决计。宋初建隆三年，皇帝就因“近代以来，遵用夷法，卒多火葬”而命令制止民间火葬，但收效甚微。然后的元明清三朝关于火葬也是大力制止，但都遭到了来自民间不一样程度的冷遇，从《马可波罗行记》中宁夏、四川、江南各地屡禁不止的火葬，到清代《日知录》里杭州城内习以为常的火葬风俗，民间都将制止火葬的***指令当做了耳旁风。
那么古代的中国人为何如此钟情于火葬呢？这个问题其实要从两方面解释，一方面的原因是出于上层富有人家的精力需要，这些贵族是为了赎减宿世的罪行，期望在释教虚幻的阴间轮回中寻求一个来世的富有和实际的安宁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贫苦大众的实际需要，“贫无立锥之地”。
以清代为例，清初在关外一向行用火葬，不似汉族的“入土为安”。
死于家者，第二日“举之于野而焚之”。如果死在战场上，则要将尸体焚烧后将骨灰携回。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，都是先火化，然后再修陵寝，将火化后的骨殖埋葬其内的。这种葬俗，被一直带到了关内。
初入关时，并不以火葬旧俗为羞，顺治朝清廷发布的丧葬条例，公开表示允许官民火葬，这当然是指满人而言。据考证，顺治帝福临和他的后妃们死后也都行火葬，所以记载上说安放到地宫的，不是他们的遗体，而是“宝宫”。所谓“宝宫”，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，在帝王家则称之为“宝宫”而已。火化地点，在景山的寿皇殿。下图寿皇殿近景。
即使对普通满洲旗人来说，当时要想效法汉俗实行土葬也是不可能的。由于战争频仍，许多八旗兵丁战死疆场。后来清朝在各省设立八旗驻防，又规定驻防旗人死后不能在当地安葬，不得在当地修建坟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让八旗寡妇跋山涉水、千里迢迢扶柩回京，显然是无法想象的。上图清孝陵，顺治帝火化后葬于此。
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十月初六日，内务府奏报：荣格格于本月初六日去世，拟于初六日入殓，初七日出殡，十一日捡骨殖。玄烨朱批道：“应火化者已火化了，整体送陵者亦有之。内务府总管不谙此例。著复议具奏。”复议结果不得而知。但至少表明，在宫廷内部，火化传统仍为人们所习见，与此同时，也开了“整体送陵”即土葬的先例。
乾隆帝一即位，即颁布禁止旗人火葬令。诏令说，本朝原来实行火葬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，因为迁徙无常，遇到父母之丧，弃之不忍，携之不能，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。定鼎以来，八旗满洲和蒙古，各有宁居，祖宗墟墓，悉隶乡土，丧葬可依古以尽礼。此后除远乡贫人，不能扶柩回里，暂准携骨归葬外，其余一概不许火化。倘有犯者，按律治罪。弘历所谓“依古以尽礼”，实际指的是***土葬习俗。
古代当然有火葬。比如宋代，民间盛行火葬之风，今人的研究称，宋代有些地区的火葬率高达30%。
下面列举一些关于宋代火葬之盛的记载：
两浙地区：“吴越之俗，葬送费广，必积累而后办。至于贫下之家，送终之具，唯务从简，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，相习成风。”河东地区：“民家有丧事，虽至亲，悉燔爇，取骨烬寄僧舍中。以至积久弃捐乃已，习以为俗”；湖北一带：“楚俗死者，焚而委其骨于野”；在福建，“贫窭之家，委之火化，积习岁久，视以为常”。
“习以为俗”、“视以为常”等修辞，说明火葬在宋代并非个别现象，而是多个地方都存在的习俗。
为方便民间火葬，宋***还在一部分城市批准设立火葬场，时人称之为“化人场”。临安府建有数十个化人场，其中有十六个“建置年岁深远”的化人场，由于位于***禁地，多被拆去，导致“贫乏丧葬之家”为死去的亲属举行火葬时，要“远涉重费，委有未便”，于是嘉定年间，宋***便批示临安府重建了十四个火葬场，以便民间有丧事之家能够就近举行火葬。
这种做法操之过急，应该严禁再新做棺木，取缔棺木店，督促棺木工转行。国家应提倡林葬，在免费墓园种树，每颗树下葬一人，用木质盒装骨灰，用木碑刻记姓名，过五十或一百年后全部回归自然，
这个事情，应该这么说，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有56个名族，而且还有不同的风俗习惯，虽然古人当时存在不同地域，不同国家，所以各种葬法都有，就比如有蒙古的***，家里人把逝者放到手推车上一直朝一个方向推，逝者在哪里颠簸掉下来，家里人就转身回家，还有寺庙里的和尚，一般的都是火葬，当然存在得道高僧，一般坐化圆寂，再有门徒火化出舍利子一说，还有的葬在树里，还有葬在水里，还有的悬崖陡坡上，还有葬在山洞里的溶洞里，所以火葬只是其中的一种，并不足为奇，我们只需要尊敬每一种传统文化底蕴，与风俗习惯，有句话就说入乡随俗。还有愿逝者安息。
古人是如何看待火葬的？
文/夜引风岚
墓葬，是古代的人们在生死这个终极命题下，通过各种手段来构建的死后虚拟的想象世界。而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丧葬模式共有两种，一种是土葬，一种是火葬。
谈到古人如何看待火葬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得不先谈谈古人是如何看待土葬这个问题的。
按照儒家的观念来讲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不敢毁伤。”传统儒家极为强调对尸体的保存，《礼记》中曾说“众生之死，死必归土。”而土葬——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的埋葬方式一直延续到唐代都是主流。火葬在当时被认为是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被施以的一种惩罚。
仔细观察历史，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很多社会风俗习惯与孔子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，比如孔子“慎终追远”，也就是“厚葬”的说法就是一例。
五代后唐时，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，然后发放类似今天的“死亡证明书“，如有非正常死亡， 随即立案侦查；
不仅仅要对死亡原因查勘，而且对各级官员、百姓的丧葬规格，包括明器（随葬品）数量等都有规定。
如唐朝大臣李德裕(宰相)就说过：“生无孝养可纪，没以厚葬相矜”，丧葬之家“生产储蓄为之皆空”，就是说，生前不尽孝，死后却铺张浪费大办丧事而“返贫“。
所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朝廷就明令禁止厚葬。到了宋朝，比如北宋一朝就严格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了丧制。
文化鼎盛的大宋王朝为何流行火葬？
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，事实上早在唐朝至五代时期，火葬之法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起来，只是这种“流行”乃是相对于之前而言，虽有逐渐流行的趋势，但仍谈不上主流，且无法得到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的认可。而当时火葬之所以如此流行，主要是由佛教的迅速兴盛导致的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唐末以来的天下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所致。
对于宋朝时期是否流行火葬，我们其实可以从当时的各种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，而根据各种记载来看，当时的火葬的确有逐渐流行之趋势。
△赵匡胤
宋太祖建隆三年（962年），赵匡胤便曾说“近代以来，遵用夷法，率多火葬”，并于同年三月下旨禁止“近代以来，率多火葬，甚愆典礼，自今宜禁之”。这说明火葬的确有流行的趋势，且已经引起了上层的重视。
虽然朝廷明令禁止使用火葬，但这种丧葬形式却并未就此被禁绝，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，监登闻鼓院范同便上奏说“方今火葬之惨，日益炽甚”，建议朝廷拨地令贫民葬亲，说明此时的火葬仍然极为盛行。
△朱熹
除了朝廷之外，士大夫阶层对于火葬的流行同样持反对意见，朱熹的《朱子文集》中便有“自佛法入中国，上自朝廷，下达闾巷，治丧礼者，一用其法”的记载。
北宋贾同在《禁焚死》称：火葬的流行，“根其由, 盖始自桑门之教, 西域置胡俗也。”北宋贾同认为，流行火葬的根源在于“桑门之教”指受佛教的影响，还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
确实正如贾同所说，佛教、少数民族的习俗对于宋朝流行火葬是有深刻影响的，但还需进一步分析，其背后涉及很多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习俗的背景因素。
中国先秦时期，关于火葬的记载多会集中在一些少数民族区域。如：《墨子·节葬下》载：“奏之西，有仪渠之国者(仪渠现在甘肃省庆阳西南一带)，其亲属死，聚柴薪而焚之”;《吕氏春秋》也有：忧其死而不焚“的记叙。在24史中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实施火葬记载的还有很多，如《北史，突厥传》、《隋书，真腊传》、《和平御览》等都有对于以火焚尸的葬俗。
但是直到唐代以前，火葬的记载大多是高僧较多，百姓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案例，到了唐代晚期，宋朝特别南宋期间火葬在民间已非常遍及。其实宋朝时期，上层阶级认为火葬不符合儒家***，下令禁止，但民间大众“以火化为便，相习成风，势难遽革”，当地官吏也只得“姑从其便”。宋代还在城郊树立焚化院、化人亭之类的专门火化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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