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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王死社稷的崇祯帝,是如何葬于明十三陵的?
比起煤山上慨然自尽的悲怆,更见证崇祯帝一生失败程度的,就是他被葬入明十三陵的过程。
因为,就是在北京城沦陷,崇祯帝悲情自尽后,那些崇祯帝生前无比信任倚重的明朝“精英”们,就纷纷露出了丑陋嘴脸。先是崇祯帝自尽的当天,即公历1644年4月25日,崇祯年间位高权重的襄城伯李国桢,就颠颠在城门口迎接李自成大军入城。崇祯的掌印太监王德化,更抱着宫中印玺跑到李自成身边邀宠。两天以后,京城的留守官员们,更集体跑到午门听用。这些崇祯生前无比信任的“精英”们,没一个在乎崇祯死活。
当然,他们不在乎,李自成不能不在乎,杀进北京城后,就不惜重金撒网找崇祯下落,终于在两天以后,找到了煤山上崇祯帝赤脚自缢的尸骸,还有“勿伤百姓一人”的遗言。场面之凄然,叫李自成等农民军高层们,也是忍不住嗟叹了几声。
但是,当嗟叹后的李自成,把崇祯帝的尸体挂在东华门示众时,更丑陋的场面又发生了:那些目睹此景象的官员们,除了少数人哭拜外,绝大多数官员,竟然都是装看不见似的冷眼而过。崇祯生前亲自选拔的状元周钟,这位成日标榜“忠孝”的复社才俊,竟公然朝着崇祯尸首翻白眼,然后就满脸讨好的去拍李自成的马屁。其***丑态,正如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的一声怒斥:尚何面目偷息于天地之间!
最后还是京城的百姓看不过去,在东华门集体痛哭,请求农民军给崇祯帝料理后事。李自成这才以一副薄皮棺材的“恩典”,派挑夫把崇祯帝尸骨抬到昌平安葬。可生前勤于国事的崇祯帝,连自己陵墓都没修,只能挖开田贵妃的墓凑合一下。由于农民军“拨款”有限,居然连挖墓的工钱都不够。以至于民夫们都差点撂挑子走人。好在当地士绅们凑了点钱,才算把崇祯帝埋了进去。否则这位至今拉够同情的亡国之君,很可能就被弃尸荒野。
也只是因为这番操办,原先的“明十二陵”,就变成了今天的“明十三陵”。而在这场大明亡国之君的祭奠过程里,先前的明朝大小官员们,大多也是能躲就躲。少数不要脸的,更是不忘了泼脏水,比如崇祯生前极度信任的内阁大学士魏藻德,就跑到农民军面前,破口大骂崇祯帝“无道”。其义正辞严的模样,敢冲崇祯尸骸翻白眼的周钟见了,都要自叹不如!
如此丑陋表演,连见惯征战杀伐的农民军军官们,都忍不住犯恶心。抢先卖身投靠农民军的那帮“精英”们,比如襄城伯李国桢这类勋贵,各个都被抄家灭门,财产全被农民军收缴。至于大骂崇祯“无道”的魏藻德呢?不但被农民军下牢狱拷打,而且连农民军大将刘宗敏,都逮住他一顿耳刮子:崇祯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?你竟然说他无道?
殡殓
据《流寇志》、《国榷》记载: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二十二日,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遗体。太监们奉命用门板抬下尸体,与周后的尸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巷的芦席棚内;之后不久,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,以土块当枕头,安放帝后尸体。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,四五个太监守卫。
文武大臣中前往哭临先帝的不过二三十人,不少昔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大臣,此时摇身一变,扬鞭策马而过,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。在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如李自成。李自成虽然造反,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、人情世故,下令改殡大行帝后,为先帝的梓宫刷上红漆,为周后的梓宫刷上黑漆,并为思宗换上翼善冠、衮玉及渗金靴,为周后换袍带。一切殡殓事宜都按照帝后的规格进行。
安葬
顺天府府尹奉李自成集团之命赶赴昌平州,筹划安葬帝后梓宫事宜,拨夫造圹。帝后梓宫于四月初三日发引,初四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。据说发引那天,只有太子、二王前往东华门送行,百官无一执绋者。李自成集团让昌平州出钱安葬崇祯,但昌平州没有经费。
当时的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、省祭官赵一桂联络了10位当地士绅聚资将崇祯皇帝安葬。这10个人到底是谁,几百年来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后来,在昌平小营村发现一块“明守备王政行墓碑”,记载了墓主人王政行为十人之一。其余9人为:刘汝朴、王汝朴、白绅、徐魁、李某某、邓科、赵永健、刘应元、杨道。刘汝朴、王政行二人在《光绪昌平州志》中有传,余者不详。
《肃松录》、《日下旧闻考》中提到了赵一桂写了一篇《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陵寝事》,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崇祯帝安葬经过的宝贵记录。明史专家樊树志先生所著《崇祯传》中也引用了此文。特为读者朋友们转录如下:
……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,遭际都城陷没,故主缢崩。至三月二十五日,顺天府伪官李纸票:“为开圹事,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,速开田妃圹,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。四月初三日发引,初四日下葬,毋违时刻,未便。”
彼时州库如洗,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因葬主限迫,亦再三踌躇。卑职与好义之士孙繁祉、白绅、刘汝朴、王政行等十人,共捐钱三百四十千,雇夫启闭。其圹中隧道长十三丈五尺,阔一丈,深三丈五尺。督修四昼夜,至初四日寅时,始见圹宫石门。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入内,享殿三间,陈设祭器,中有石香案,两边列五色绸缎,侍从宫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在大红箱内盛贮。中悬万年灯三盏。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,铺设栽绒毡,上迭被褥龙枕等物。又开二层石门入内,通长大殿九间,石床长如前式,高一尺五寸,阔一丈。田妃棺椁即居其上。
初四日申时,候故主灵到,即停于祭棚内,陈猪羊金银纸扎祭品,同众举哀祭奠下葬。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,即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右,次将周后安于石床之左,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。田妃葬于无事之时,棺椁俱备,监葬官与卑职见故主有棺无梆,遂将田妃之椁移而用之。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品毕,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,遂将二座石门关闭。当时掩土未平,尚未立塚。
至初六日,率捐葬乡耆等祭奠,号泣逾时方止。卑职差人传附近西山口地方拨夫百名,各备掀掘筐担,舁土筑完。卑职同生员孙繁祉亦捐资五两,买砖修筑周围塚墙,高五尺有奇……
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为赵一桂这篇文章写了一则按语,不仅证实了它的真实可信,还补充了一些细节:
“思陵葬日,仁和(杭州)龚光禄佳育流寓昌平。地宫例书某帝之陵,合以石块,奉安梓宫之前。时仓卒不及砻石,以砖代之,钤之以铁,乃光禄(龚佳育)所书也。光禄尝为予言:圹始开,入石门,地甚湿,其中衣被等物多黝黑,被止一面是锦绣,余皆以布。长明灯油仅二三寸,缸底皆水。其金银器皆以铅铜充之,当时中官破冒,良可憾也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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